众所周知，佛教不仅在世界宗教中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两汉时期由印度传入我国以来，它与中原本土的文化相互融合，逐渐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形式。佛教思想对于文学的影响也由来已久，且不说众多的教义、经典、经文、偈语本身就属于文学的表现形式，单就描写佛教寓言故事的、体现宗教哲理的文学作品就何止成千上万。（如《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想以及行为方式。同时，反应“侠”文化的武侠文学在中国小说史中历来也是一支重要的流派，到20世纪60、70年代更是达到最新的一次高峰。这其中尤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侠之大者”，在国内屡掀热潮。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讨论金庸武侠小说的相关佛教文化内容。

    一  晚清以来武侠文学的发展概况及相关的佛教文化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人物，“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活跃在当时的各诸侯国之间。至宋时名著《水浒传》则开辟了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先河，同时也为明清两代长篇武侠小说的大规模创作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和艺术基础。明清时期，武侠小说空前盛行，标志着它作为一种亚文学的类型真正成熟了起来。期间如《儿女英雄传》、《侠义风月传》、《济公传》等小说皆广为流传。武侠小说本身亦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势头。关于“侠”之所以在中国盛行开来，著名学者陈山在书中曾这样分析其心理基础： 
“中国人在与世俗化的侠义精神的认同中，同时接受了中国武侠自由意志的心理体验，补偿了心理上对于自由态的需求。因此，由侠义精神所驱动的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不但唤起了对于我们民族强悍根性的复归心理，而且使人们的心态处于自由超逸的愉悦境地中，这是侠义精神之所以对中国人的深层心理产生持久不衰的深刻影响的心理依据。” 
    中国武侠小说的产生，虽可远溯到古代，但真正兴盛，也是在近两百年。清末，出现了《三侠五义》及其续书和《儿女英雄传》等等侠义小说，为近代武侠小说的第一高峰；民国之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王度庐等造就了第二高峰；第三代则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港台崛起的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代表，期间武侠雄风席卷港台、东南亚乃至欧美各地的华人世界，流响所至，今犹未绝。其中尤以金庸独占鳌头，真可谓“武林盟主”。他不仅为第三代武侠作家之翘首，就是以整个武侠小说的发展迄今来看，也无人出其右。冯其庸先生说金庸小说在情节结构方面的创造性及其完美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评价之高，可见一斑。时至今日，此辉煌已渐成昨日之历史，留待我们对之返观，进行史的研究。 
    佛教之于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宗教，甚至也不仅是一种哲学，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极为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在千百年文人学者的精神生活及其传承中是极为重要的脉络与精髓，而且也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组成因素。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六、五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现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最初是在印度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反对种姓等级制度的沙门思潮之一，在向印度各地和亚洲国家传播过程中得到很大的发展。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人生是无常的，充满痛苦，应努力修行，彻底摆脱生死苦恼，进入涅槃境界；事物的生灭是由因缘决定，所谓“因此有彼，无此无彼，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此即“缘生”或“缘起”的理论；此外还有善恶因果报应的教义等等。两汉之交，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思想相融合，产生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律宗、密宗、三论宗此八大宗。其后佛教又分为以空宗中观派为代表的大乘佛教和以有宗瑜珈行派为代表的小乘佛教并逐渐地世俗化，成为上至文人学者下到普通百姓的精神家园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文人的影响，从此文学与佛教便有了不解之缘。撇开众多的佛经、佛偈等佛教文学本身不算，自古以来反映佛教众生的、体现佛教思想的作品不胜枚举。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保罗万象，含有非常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涵众多宗教的思想。佛教也自不例外。当然，这里也须说明一点的是，金老先生虽于佛教、佛学有较多涉及，然毕竟没有深究，仅限于对其部分理论与境界的认同，未能上升到其理论体系的全盘接受的高度。因此，小说中佛教的内容均为较浅显易懂的道理（也正因此，才使小说不至于晦涩说教）。接下来，本文即将集中讨论有关金庸小说与佛教内容。

    二 金庸小说中的佛教问题总说 

    1、金庸小说所源引的众多的佛经经文
    例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大庄严论经》，《神雕侠侣》中的《佛说母鹿经》，《倚天屠龙记》中的《金刚经》、《楞伽经》，《笑傲江湖》中的《妙法莲华经》等等；此外，金庸小说中涉及佛教概念的武功也比比皆是：例如“八阵八卦掌”、“奇门遁甲异术”、“降龙十八掌”、“四象步”、“九阴白骨爪”、“摧心掌”、“大九天手”、“金刚拳”、“拈花指”、“无相劫指”、“寂灭爪”、“般若金刚掌”、“达摩剑法”、“大慈大悲千叶手”、“韦陀杵”、“小无相功”、“少林擒拿十八打”、“金刚伏魔功”、“佛光普照”、“无妄神功”、“破衲功”等等，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类：一类与宗教哲学概念有关，如“玄”、“元”、“气”、“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乾坤”、“五行”、“七伤”、“无相”、“无妄”、“慈悲”、“寂灭”、“般若”等；另一类与教派、组织、地名、建筑有关，例如“少林”、“武当”“华山”、“天竺”等；再一类与宗教人物有关，例如“佛”、“如来”、“释迦”、“达摩”等；还有一类与宗教哲学思想有关，例如“三毒”、“业障”、“名相”、“因果”等等。 
    除此之外，金庸的佛学思想几乎无处不在：比如《天龙八部》中虚竹的出场：“…用瓦碗舀了一碗水，双手捧住，双目低垂，恭恭敬敬地说偈道：‘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苦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比如书中王夫人常常提到“曼陀罗”花，原译为“坛”、“道场”、“轮圆具足”等，是指密教举行仪式的一种坛场，或供奉的一种图案和画像，或瑜伽想象中的一幅景象；等到了为《雪山飞狐》补写的《飞狐外传》中，就连胡斐对袁紫衣的爱情也在后者轻念佛偈中了结：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因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2、人性三毒：浸透在金庸小说血液里的佛教思想 
    佛教认为，人生的烦恼虽多，但最基本的却只有三种：贪、瞋、痴，为人生烦恼之根，令人生而不得解脱，故称人性“三毒”，又称“三垢”、“三火”。属于“三障”之中的“烦恼障”。“然此三毒，通摄三界一切烦恼。”  “然生贪欲、瞋、愚痴，常为如斯三毒所缠，不能远离获得解脱。” 
    所谓“贪”，即梵文raga的意译。指贪爱、贪欲。“于他财物恶欲名贪。”  包括人类对权力、财富、声名、地位、情义、艺术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追求、占有与享乐的欲望。 
    所谓“瞋”，梵文pratigha的意译。指仇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大乘五蕴论》中曾说：“云何为瞋？谓于有情乐作损害为性。”包括人类相互间的仇视、报复、妒嫉、陷害、损害等意识与心态。 
    所谓“痴”，即梵文moha或mudha的意译。谓愚昧无知，不明事理。 “云何为痴？于诸事迷暗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亦即“无明”（梵文avidya的意译），有时与“惑”通用，称为“愚惑”。

总之，在佛家看来，人类因为有了种种的贪欲，才会有社会文明产生。这样，所谓的社会文明并不纯洁，也同时是种种社会罪恶的根源。因此说，人类对所谓以在贪欲为基础的社会文明的执着追求，其实正是一种愚蠢。至少贪、瞋、痴作为人性三毒就是如此。而通俗的武侠文学所关注捕捉、表现的正是人类贪欲所导致的故事。例如由于人们对王位、教主、掌门人、武林盟主及天下第一等权力、声名与地位的追求，对爱情与美女的追求等等，从而演出“灭门之祸――得遇高人传授――艺成下山复仇――机缘巧合，意外获得宝刀、宝剑、武功秘笈、藏宝图以及美人的亲睐”等种种江湖恩怨故事。因此说，人性三毒也是武侠小说的惯用叙事模式，在金庸小说中，主要有如下表现： 
    对于权力、声名、地位、财富以及男女之情的贪、瞋、痴―― 
    从偷祭父母一事可以看出，《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本非一个大奸大恶、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人。但是，却是一个热衷权力、声名、地位、富贵荣华之人。他认可自己的非满人血统，足见其对生身父母的孝与对民族的忠；但是，一旦为了这种忠与孝需要他付出失去即得的权力、地位、声名与富贵荣华的时候，他变节了，不惜背叛并屠杀自己的民族同胞与骨肉兄弟，设下计谋，企图将陈家洛及其领导的红花会一网打尽，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 
    《射雕英雄传》中的成吉思汗与《天龙八部》中的耶律宏基，对于郭靖与萧峰，可谓是位有情有义的长者与朋友，而对于天下苍生，他们却表现出准政治家的无情无义：攻城掠地、烧杀抢掠，视天下人的生命如草芥，成为一国之君的权力、地位、声名的奴隶。 
    以上是成功的君王，其欺凌天下的动力也在于对即得权力、地位、声名的无限欲望。对于失败的草寇如《碧血剑》中的李自成与正在走向成功的《倚天屠龙记》中的朱元璋，则只是出于对即得权力的贪欲，便由一个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蜕变为对天下人作威作福的窃国大盗；由天下痛苦的解脱者，蜕变为天下痛苦的制造者。 
    由此可见，对权力、地位、声名的无限欲望，正是所有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共性。在追求权力、财富、地位、声名的过程中，他们创造并利用一种政治强盗逻辑：少数无条件的服从多数，下级无条件的服从上级，从而巧妙地将自己对权力、地位、声名的追求“合法化”为“为天下人谋利益”，将自己说成是天下“人民的大救星”。正是这种“少数无条件的服从多数”的政治强盗逻辑，使他们由一个权力、地位、声名的奴隶到“人民的大救星”的角色转换变得天经地义：当初，官逼民反，他们作为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振臂一呼者，因为代表正义，天下苍生需要他们的领导；后来，革命成功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依据“少数无条件的服从多数，下级无条件的服从上级”的原则，天下苍生便不得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显然，这些由天下苍生拥戴的“人民的大救星”到强迫天下苍生认可他们的“人民的大救星”的权力、地位、声名的角色转换，是前后有别的。鲁迅说他从中国封建礼教中看出了“吃人”二字，在一部由这种政治强盗逻辑建构的中国封建政治史中，徐扬尚看到的同样是“吃人”二字。遗憾的是，这种封建意识至今没有得到消解，还在继续演绎下去。 
    在江湖世界，《天龙八部》中的段延庆对皇位的追求、丁春秋以及《笑傲江湖》中的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对武林盟主与“天下第一”的追求，与上述江山世界的帝王、领袖们对权力、地位、声名的贪欲，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为此，段延庆成为“四大恶人”之首，号称“恶贯满盈”；丁春秋成为祸害江湖的“星宿老怪”；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更是不惜党同伐异，打死杀戮。 
    其实，一直为民族历史称道的《书简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以及红花会与《鹿鼎记》中的陈近南以及天地会所从事的反清复明斗争，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用发展的眼光看，也像《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博、慕容复父子所从事的大燕复国斗争一样，都根源于对声名的贪欲。因为政治的好坏与否不以民族而论，国家与民族都属于不断变动、发展的时间概念，因此，对既定民族形态与国家形态的追求，并不具有终极追求的价值。 
    《雪山飞狐》中的南兰，在受到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的爱的诱惑后，不惜抛弃尚在襁褓中的幼女；《飞狐外传》中，正是马春花那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的爱，断送了善良的师兄徐铮以及自己的性命；《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因为失恋而成魔，滥杀无辜；《天龙八部》中的康敏，因为得不到萧峰的爱而不惜制造一场武林浩劫。等等这些，都没有逃过出于爱情的无明。